红色文艺创作该如何“破局”创新？

——五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举办“首届映山红文艺论坛”

　　红色文艺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赓续着革命文化的精神血脉，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近日，由江西省评协、广西壮族自治区评协、陕西省评协、湖北省评协、贵州省评协共同主办的首届映山红文艺论坛在江西南昌举办。来自5省区的40余名文艺评论家和文艺评论工作者参加论坛，共同探讨红色文艺的时代创新。论坛立足于对红色文艺经典及红色文艺历史的深入研究，聚焦红色文艺创作的当代实践，关注当代主流文艺，特别是现实主义文艺的蓬勃发展。

　　诗文随世运　无日不趋新

　　目前，红色题材的文艺创作局面可喜，无论是作品创作数量，还是文艺工作者队伍，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但是，虽然创作数量有所提升，创作质量却尚需提高，因为当前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同艺术创新匮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江西省评协副主席李洪华说：“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具有先天优势，譬如英雄的形象、感人的故事、强烈的情感等，但在艺术表达上如何做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创新虽难，广西评协常务副主席唐春烨却认为：“如何从红色基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坚定百折不挠的理想信念，不断实现红色文艺的创新发展，发挥红色文艺铸魂育人作用，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要认真思考和付诸行动的命题。”

　　对于当前红色文艺创作该如何“破局”发展，《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认为，现在的红色文化表达与传播有时略显局限，在内涵和外延上需要进一步廓清与扩展，所以当代中国的红色书写及传播，应当走向“深远广大”——红色文化在中国有着多样化与多层次的呈现，这是一口老井，我们必须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挖，或另辟蹊径，或持之以恒地把这口老井的水凿出来，这是“深”的问题；“远”的问题，文学亟待破除闭门造车的书斋式写作，走出形式翻新的窠臼，走向无远弗届的外在世界，红色文化需要走出新的长征，简单的重复没有感染力；“广”，便是破除红色文化书写的狭隘性、功利性，打破包围圈，并且尝试多元艺术方式的呈现，走进千家万户，走入寻常百姓的心里，尽可能地尝试各种艺术呈现方式；“大”则是红色文化需要尽可能地包罗万象，不能局限于简单的革命历史甚至是政治命题的再现，而应该以涉及丰富的多层级的传递，呈现出宽阔的视野与厚重的阐述。

　　当代诗文的“日趋新”

　　江西“红绿古”文化资源丰富，深受地域文化滋养的文艺家聚焦南方人文的温润和人性的柔软质感，讲述着这块土地上“红绿古”文化孕育下的特色故事。据井冈山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龚奎林介绍，如何通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采茶戏去讲述江西革命历史故事是江西采茶戏艺术家一直探索的方向。随着《山歌情》《杜鹃花开的地方》《永远的歌谣》《一个人的长征》等著名革命题材采茶戏剧目的推出，龚奎林总结出采茶戏的创新路径：对小人物的关注，这些革命题材采茶戏在革命叙事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和实践，不再强力聚焦主要英雄人物，而是极力穿越普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卑微与挣扎、坎坷命运与丰富情感，用生活化、情景化的叙事拉近距离，用饱含感情的细节、悬念打动受众，以平民化的视线凸显国家精神和民族气质；用多种艺术手段讲述江西革命故事，江西革命采茶戏编导者创新性地把江西区域文化、非遗文化、革命文化相互融通，探索出“采茶戏+革命+音乐歌舞+地方民俗”这一故事模型；人性的礼赞，讴歌真善美，原有采茶戏叙述革命历史，聚焦英雄的阳刚和革命的团圆，但在新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采茶戏中，开放式的悲剧结尾则是常态，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性格更加多重，血肉更为丰满；用地方文化反哺艺术营养，比如《杜鹃花开的地方》把吉安采茶戏的声腔和现代音乐元素有机融合，编剧、导演、编舞、舞美、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相互融通，探索了一条传统与现代、地方戏曲与音乐剧有机融合的新路径。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袁演对凌翼的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 《新长征再出发》、朝颜的散文集《赣地风流》、范剑鸣的随笔《风吹蒿莱——驻村笔记》、彭文斌的报告文学《绽放》等近年来较为优秀的红色题材作品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当中蕴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在整体构思上，坚持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让历史精神照亮现实：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井冈山革命斗争、苏区精神等渗透在脱贫攻坚战的全过程中，做到无缝对接、水乳交融。在创作方式方法上，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有机结合：将慷慨悲壮、高昂激越的故事内化于富有人性化、生活化的情感互动、生活细节、场景展示之中，赋予浪漫精神以理性思考和主流价值取向，体现了美学的、历史的标准，使红色文艺以崭新的艺术形态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发挥了歌颂光明、抒发理想、引领方向、鼓舞人民前进的重要作用。在创作途径上，注重践行‘四力’，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凌翼曾用3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20多个乡镇场、120多个村组，访问了300余名干部群众，留下了两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和10多万字的采访日记；朝颜，多次参加江西省文艺家脱贫攻坚采风活动，行走于赣南、吉安、九江、宜春、抚州、萍乡等各地，见证当地产业、就业、教育、医疗、安居、生态等扶贫成果；彭文斌为了写好、写活《绽放》中的这一群‘天降神兵’，不辞劳苦，长时间深入每一位驻村书记的帮扶点，和村民们促膝长谈，深入了解扶贫干部的工作细节；范剑鸣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与村民同吃同住，访贫问苦、访贫问疾，深入采访和调研，在干部与群众的双重身份中，为民请命，对贫困户倾囊相助。”

　　说到红色题材文艺创作，除了当代作家有可圈可点之处，还不得不回望老一代作家——路遥。路遥作为一名优秀作家，在其小说中随处可见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投射，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政治叙事模式。榆林学院文学院院长贺智利介绍，路遥的小说之所以大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包容着较为深邃的政治内涵是因为：在题材的选择上，路遥热衷于写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社会事件，撞击时代的黄钟大吕，习惯于把握重大的题材，紧扣重大的社会主题；在结构小说时，把主要人物放在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联系中，比如《人生》中高加林的升迁沉浮、荣辱祸福，每每都有掌权者起作用，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路遥将自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真切感受和体验，经过审美判断，不加掩饰地予以表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哪种文艺，能够像红色文艺那样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的诉求；也没有哪种文艺，能够像红色文艺这样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上帝’‘群众是革命的主体’的主题如此自觉地纳入到文艺创作中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勇说，“从国际视野来看，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日益加剧的当下，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别样的逻辑和新的可能，红色文艺显然具备这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