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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建交50年成果“超乎想象”,两国如何迎接下一个50年?

时间:2022-10-11来源:上观新闻点击量:447

10月11日,中德将迎来建交50周年纪念日。

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政治远见和战略智慧,以一纸建交公报翻开了两国关系史的崭新一页。

50年来,中德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通过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展望未来,中德关系将会如何发展?两国应以怎样的姿态迎接下一个50年?

大势所趋

时间回到二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简称东德和西德)。中国和东德1950年即已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分属两大阵营,中西德之间直至60年代初仅有一些民间贸易往来,没有官方接触。

时间来到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西德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经过近两个月的正式谈判,时任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瓦尔特·谢尔于1972年10月应邀访华,并与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德建交公报。

当时,是什么因素推动中德走到一起?建交谈判过程为何如此迅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均指出,当时中德建交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方面是国际形势,当时中美关系“破冰”、中国重返联合国带动了中欧关系改善。“当时,多国与中国建交,因此中德建交可谓大势所趋。”伍慧萍说,建交进程之迅速,也突显出双方意愿之强烈以及分歧之小。

另一方面是德国外交政策经历调整。崔洪建说,当时西德政府推出“新东方政策”,尽管主要指向苏联,但也有所延伸,促进了中德关系改善。

谈及中德关系50年来的发展历程,崔洪建说,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于20世纪80年代访华并与邓小平会面令其印象深刻。“当时,双方确认了共识——搁置意识形态分歧,共同致力于经济合作。这也为此后一段时期的中德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证明,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战略智慧和政治远见,以一纸建交公报翻开了两国关系史的崭新一页。

在政治领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互信不断加深。2009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分别以国家副主席和国家主席身份三次访问德国。在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德国时,两国发表了《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而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执政的16年里,她曾12次访华。伍慧萍说,这突显出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重视。

伍慧萍还指出,中德自2010年建立起的政府磋商机制也突显出互信加深。这一机制对中德都具有重要意义,被视为两国关系的“超级发动机”。此外,两国之间还形成了数十个对话机制,近百对友城关系,为合作构成基础。

在经贸领域,中德合作可谓迅猛发展。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6年蝉联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另有行业报告显示,近年来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占到欧洲企业对华投资的近四成。

即便是在新冠疫情之下,两国经贸往来也有增无减,德国对华投资“逆势上扬”。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近21%,可见德国商界对中国市场和中德关系持有信心。

两位专家均指出,经贸合作可谓中德关系“基石”和动力,体现出较强互补性,并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对德国来说,中国庞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改革开放等举措极具吸引力。对中国来说,德国的先进技术、发展经验等值得借鉴。

“50年来,中德关系总体保持向上发展势头,合作领域由窄到宽。”崔洪建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中德关系发挥着引领作用,无论是从合作的宽度还是深度来说。

两国还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开展交往与合作。有德国媒体说,50年后的今天,两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之紧密,大大超出人们之前的想象。

伍慧萍指出,这种“超乎想象”凸显出中德50年来取得合作成果之不易。两个距离遥远,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国家一步步接触,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多领域、全方位合作不断加深,实属不易。

新的阶段

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德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中德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德国对中国的认知随之生变,德国国内出现竞争论调。伍慧萍注意到,在德国国内,出现了一些焦虑情绪,甚至出现要减少对华依赖的声音。

其次,考虑到美欧关系的性质,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难免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近年来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将目光转向该地区,包括出动护卫舰,派出空军参加军演等。但与此同时,德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动向也体现出谨慎色彩,例如避免触碰争议水域。

此外,德国政府于去年底迎来新旧交替,朔尔茨“接棒”默克尔出任总理,德国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三党联合执政的情况。

伍慧萍说,由于绿党执掌外交部,因此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体现出绿党主张,包括强调“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不过,朔尔茨的外交风格比较接近默克尔,即稳健、务实。

在此背景下,中德关系可能受到德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引起一些担忧。但伍慧萍指出,受多重因素影响,两国关系的“基石”不会出现太大转折。首先,尽管存在分歧,中德关系经过长期发展展现出韧性,今后合作具有基础。其次,中国市场独具优势,营商环境不断改善,难以找到替代。再者,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脱钩”等理念不符合德国自身利益,也不符合德国一向倡导的多边主义合作理念。

“中德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在经贸领域保持互通有无,甚至发展为强强联合。另一方面在政治、安全领域,仍有一些距离。”崔洪建说,但今后,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或有更多交集,包括探索把对话和合作拓展到这些领域的可能性。

求同存异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展望未来,德国对华政策和中德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中德关系的基本面预计仍会保持健康。”崔洪建说,但在某些领域,竞争态势可能会有所上升。

伍慧萍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那么,为促进中德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应付出哪些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谈及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德关系,专家均指出求同存异的重要性。

伍慧萍说,中德建交50年来的发展历程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启示:两国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之上开展互利互惠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崔洪建表示,双方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回到务实合作的共识,保持理性认知。二是挖掘更多合作潜力,增强双方抵御国际形势变化的能力。通俗地说,即不被其他国家带偏节奏。三是牢牢把握住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这一基本点。

对德国来说,还需避免受到国内一些政治因素干扰,以及德国经济、重组升级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外还需更好地平衡经济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之间的关系。

“未来一段时期,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取决于双方能否通过更好地克服挑战,以赢得更多机遇。”崔洪建说,这一逻辑很可能贯穿到中德合作各个领域。

伍慧萍表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中德应当继续秉持求同存异的态度,强调共同利益。同时还有新的合作潜力有待挖掘,例如在共同致力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合作等方面寻找共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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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单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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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建交50年成果“超乎想象”,两国如何迎接下一个50年?

时间:2022-10-11来源:上观新闻

10月11日,中德将迎来建交50周年纪念日。

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政治远见和战略智慧,以一纸建交公报翻开了两国关系史的崭新一页。

50年来,中德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通过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展望未来,中德关系将会如何发展?两国应以怎样的姿态迎接下一个50年?

大势所趋

时间回到二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简称东德和西德)。中国和东德1950年即已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分属两大阵营,中西德之间直至60年代初仅有一些民间贸易往来,没有官方接触。

时间来到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西德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经过近两个月的正式谈判,时任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瓦尔特·谢尔于1972年10月应邀访华,并与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德建交公报。

当时,是什么因素推动中德走到一起?建交谈判过程为何如此迅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均指出,当时中德建交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方面是国际形势,当时中美关系“破冰”、中国重返联合国带动了中欧关系改善。“当时,多国与中国建交,因此中德建交可谓大势所趋。”伍慧萍说,建交进程之迅速,也突显出双方意愿之强烈以及分歧之小。

另一方面是德国外交政策经历调整。崔洪建说,当时西德政府推出“新东方政策”,尽管主要指向苏联,但也有所延伸,促进了中德关系改善。

谈及中德关系50年来的发展历程,崔洪建说,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于20世纪80年代访华并与邓小平会面令其印象深刻。“当时,双方确认了共识——搁置意识形态分歧,共同致力于经济合作。这也为此后一段时期的中德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证明,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战略智慧和政治远见,以一纸建交公报翻开了两国关系史的崭新一页。

在政治领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互信不断加深。2009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分别以国家副主席和国家主席身份三次访问德国。在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德国时,两国发表了《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而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执政的16年里,她曾12次访华。伍慧萍说,这突显出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重视。

伍慧萍还指出,中德自2010年建立起的政府磋商机制也突显出互信加深。这一机制对中德都具有重要意义,被视为两国关系的“超级发动机”。此外,两国之间还形成了数十个对话机制,近百对友城关系,为合作构成基础。

在经贸领域,中德合作可谓迅猛发展。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6年蝉联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另有行业报告显示,近年来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占到欧洲企业对华投资的近四成。

即便是在新冠疫情之下,两国经贸往来也有增无减,德国对华投资“逆势上扬”。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近21%,可见德国商界对中国市场和中德关系持有信心。

两位专家均指出,经贸合作可谓中德关系“基石”和动力,体现出较强互补性,并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对德国来说,中国庞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改革开放等举措极具吸引力。对中国来说,德国的先进技术、发展经验等值得借鉴。

“50年来,中德关系总体保持向上发展势头,合作领域由窄到宽。”崔洪建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中德关系发挥着引领作用,无论是从合作的宽度还是深度来说。

两国还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开展交往与合作。有德国媒体说,50年后的今天,两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之紧密,大大超出人们之前的想象。

伍慧萍指出,这种“超乎想象”凸显出中德50年来取得合作成果之不易。两个距离遥远,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国家一步步接触,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多领域、全方位合作不断加深,实属不易。

新的阶段

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德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中德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德国对中国的认知随之生变,德国国内出现竞争论调。伍慧萍注意到,在德国国内,出现了一些焦虑情绪,甚至出现要减少对华依赖的声音。

其次,考虑到美欧关系的性质,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难免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近年来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将目光转向该地区,包括出动护卫舰,派出空军参加军演等。但与此同时,德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动向也体现出谨慎色彩,例如避免触碰争议水域。

此外,德国政府于去年底迎来新旧交替,朔尔茨“接棒”默克尔出任总理,德国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三党联合执政的情况。

伍慧萍说,由于绿党执掌外交部,因此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体现出绿党主张,包括强调“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不过,朔尔茨的外交风格比较接近默克尔,即稳健、务实。

在此背景下,中德关系可能受到德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引起一些担忧。但伍慧萍指出,受多重因素影响,两国关系的“基石”不会出现太大转折。首先,尽管存在分歧,中德关系经过长期发展展现出韧性,今后合作具有基础。其次,中国市场独具优势,营商环境不断改善,难以找到替代。再者,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脱钩”等理念不符合德国自身利益,也不符合德国一向倡导的多边主义合作理念。

“中德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在经贸领域保持互通有无,甚至发展为强强联合。另一方面在政治、安全领域,仍有一些距离。”崔洪建说,但今后,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或有更多交集,包括探索把对话和合作拓展到这些领域的可能性。

求同存异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展望未来,德国对华政策和中德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中德关系的基本面预计仍会保持健康。”崔洪建说,但在某些领域,竞争态势可能会有所上升。

伍慧萍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那么,为促进中德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应付出哪些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谈及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德关系,专家均指出求同存异的重要性。

伍慧萍说,中德建交50年来的发展历程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启示:两国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之上开展互利互惠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崔洪建表示,双方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回到务实合作的共识,保持理性认知。二是挖掘更多合作潜力,增强双方抵御国际形势变化的能力。通俗地说,即不被其他国家带偏节奏。三是牢牢把握住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这一基本点。

对德国来说,还需避免受到国内一些政治因素干扰,以及德国经济、重组升级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外还需更好地平衡经济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之间的关系。

“未来一段时期,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取决于双方能否通过更好地克服挑战,以赢得更多机遇。”崔洪建说,这一逻辑很可能贯穿到中德合作各个领域。

伍慧萍表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中德应当继续秉持求同存异的态度,强调共同利益。同时还有新的合作潜力有待挖掘,例如在共同致力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合作等方面寻找共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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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单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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