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女篮时隔28年再获世界杯银牌引发关注。与女篮成绩报道一起发酵的，还有“运动员李梦遭遇网暴”一事。为此，微博迅即排查处置60条违规言论并禁言29个违规账号。

今年以来，多起网暴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互联网领域的热议话题之一。但网络众声喧哗，在尚无明确网暴定义且不同语境下，什么样的声音达到何种声量才构成网暴行为，值得探讨。

在前述李梦事件中，有声音对相关评论是否属于网暴范畴提出质疑。这份质疑也恰恰反映出网暴定义难这一现实困境。在各方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审慎认定网络暴力，警惕网暴概念的泛化和滥用，避免形成网暴的“视网膜效应”，同时平台和媒体也应加强正向宣导，不应炒作少数奇葩评论。

违规言论不到1%，算不算网暴事件？

本届世界杯上，中国女篮队员李梦表演亮眼，六场比赛交出场均16分的成绩，堪称得分王。在对阵劲敌法国队时，李梦更是带病上阵砍下23分帮助中国队挺进四强。考虑到李梦身体状况，女篮团队没有安排她出战决赛。

10月1日女篮夺亚后，李梦发布动态感谢球迷支持和鼓励，大批网友也在留言区友好互动并祝她早日康复。不过还有极少数网友质疑她“发烧打一针不就能上场吗？”“这个银牌和你关系不大吧，还站C位。”随后，李梦也霸气回怼对方“做好善良的人吧”等等。

此事经由多方媒体报道，李梦遭遇网暴一事很快成为网络热点事件。第二天，微博平台方面迅速发布声明称，在李梦微博下1.3万多条评论中排查出60条违规内容，禁言了29个发布不当言论的账号。

但也有声音认为，平台的迅速处置固然值得称道，不过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反应过度。其实每逢运动盛会，网络上对于运动员总是批评与赞美声齐飞。在这一事件中，李梦微博评论的恶评占比不到1%，而且本人也亲自予以反击，这算不算得上网暴？

不难理解，微博此举是为了承担网暴治理的主体责任，也是基于对运动员的爱护和回应舆论高度关注的需求。但上述质疑亦值得深究——这其实反映出网暴治理长期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何为网络暴力，如何界定？如果泛化网暴的概念，落入“凡事皆网暴”的窠臼，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类似担忧不在少数。近日南方日报撰文谈及，网络暴力不是“箩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若是不加区分地给一些小众、另类批评扣上“网暴”的帽子，则会模糊概念的应用边界，降低了舆论监督的精确性。

网络暴力界定难，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

众声喧哗的互联网环境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口水仗”，但并非每一起事件都能被认定为网络暴力。

狭义的网暴更接近于法律上的概念，实践中网暴言论往往涉嫌侵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人格权，甚至涉嫌构成侮辱罪、诽谤罪。

但更为广义的网暴比较复杂，需要考虑语言攻击性、施暴人数、攻击频次以及当事人感受等等。迄今为止，学界和法律都没有对网络暴力给出一个明确定义，各方认知也不尽相同，自然也很难统一处置尺度。

从语言的攻击性而言，在网络语言的不断演化中，一些看似正常的评论也可能是在“阴阳怪气”。 南都《网络暴力典型案例与防治机制观察报告》提到，不少平台都能拦截诸如“坟头蹦迪”的明文式辱骂，却很难拦截见仁见智的内涵式发言。回到李梦事件上，“这个银牌和你关系不大吧”等评论也属于内涵式发言。

而从施暴人数、攻击频次等因素看，也存在尚待厘清的判定细则——比如在单个施暴者和数以千百计的施暴者之间、随机偶发和持续不断的网络攻击之间，构成网暴的标准几何；又如是否应当考虑网暴评论数量以及在整体评论中的占比情况等等。

此外，当事人的主观感受也可能影响网暴的认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曾指出，界定网暴需要考虑受害者的主观感受和具体的文化语境。不同群体对脏话的容忍程度不同，同一句话发在微信群、虎扑论坛，或者是抖音上，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类复杂的情况是——当事人既是网暴受害者，也是施暴者。比如在“粉圈大战”中，粉丝持续性使用过激言辞，甚至“问候对方家人”，这属不属于网暴？如果属于，在互相伤害的情形下应该处置谁、保护谁，还是要一律处置或两相抵消？

种种公众疑问和实践暴露的诸多问题，凸显了当前网暴治理的困境——管得太松，很难有效处置和震慑网暴行为；管得太严，则会挤压公众的表达空间。如何更好地推进网暴治理工作？这或许预示着网暴治理应该迈向新阶段：不仅要从严从快，更要追求治理的精准化。

警惕泛化网暴概念，抵制炒作奇葩言论

毋庸置疑，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但鉴于网暴的范围难以界定，实践中就更应审慎认定网络暴力，同时警惕网暴概念的泛化和滥用。

首先，这是为了维护公众珍贵的表达空间。一个健康正常的网络舆论场应该是公民自由表达的公开广场，如果对即非辱骂、也非攻击的发言轻易冠以“网暴”之名，只会打击公众表达欲望，加剧沉默螺旋效应，又何以让真理在讨论中越辩越明。

其次，过度泛化网暴概念可能会造成网暴举目皆是的“视网膜效应”，进而消解议题严肃性，降低公众警惕性和相关认知。这也会挤占有限的公共治理资源，不利于精准化治理网暴。

为此，建议各方应对网暴的概念范畴达成基本共识。比如由监管机构立法司法方式划出行为底线，专家学者提供可量化的评判标准，平台提供精准化治理方案等等。

此外，即便是为人称道的热点事件，也不免存在极个别刺耳评论。对于这类言论，媒体和公众也不必杯弓蛇影，更不该基于猎奇、审丑心态将之炒作为网暴事件。

从过往的治理经验来看，极少数恶评者往往期待受害人回应乃至希望以此“找到存在感、博眼球、博热度”。其实谁是谁非，公众心中往往自有一杆秤去度量，这类小众和奇葩言论通常翻不起太大风浪。如果无视正面主流声音，而去揪着极小撮奇葩言论大做文章，反而可能正中恶评者下怀，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情绪对立，陷入互相攻讦的恶性循环。

这反过来也提醒，对新闻事件起到议程设置作用的平台和媒体应加强正向宣导，尤其不应炒作少数奇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