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中生与熟具有辩证关系。

　　宋代韩驹说：“作语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生语，往往不佳。”何以用熟语创作出来的作品欠佳呢？胡仔解释说：“事浅语熟，更不思究，率尔用之，往往有误。”从文艺心理学角度看，正因为用语太熟，文人不经思考便“率尔用之”，致使创作进入了无意识的自动化状态，结果就出现了纰漏。胡仔的说法有点流于皮相之谈，其实这样炮制的作品即使没有错误，也终究是满纸套语，缺乏新意，难以摆脱平庸的宿命。

　　王直方在其《诗话》中说：“圆熟多失之平易。”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过熟则滑。”表现的圆熟，读者虽然易于接受，但失之于顺滑，留下的印象必不深刻，因此接受效果难免会打折扣。表现的圆熟，还给人似曾相识的陈旧感，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滋生排斥和逆反心理。有见识的作家，都知道处理好诗文生与熟的关系。蔡絛在《西清诗话》中记载，“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于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曰：‘诗家语如此乃健。’”把“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王安石只调换两个字的位置，就充分凸显了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差异，在表达效果上化惯常为新鲜，化熟悉为陌生，同时也有一股内在的劲健灌注其中。魏庆之在《诗人玉屑》“语不可熟”条中说：“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苏东坡深谙“熟”的危害，于是改弦易辙，以陌生化的方式进行应对。陌生化理论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苏轼的对句，打破了常规，给人一种春风拂面的新鲜感。现代作家周作人的散文将日常口语、欧化语与文言熔为一炉，日常口语简单平易，读起来很顺畅，但也容易一滑而过；欧化语、文言则让人觉得蹇涩，读起来觉得不那么顺畅，需要放慢速度，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够透彻地理解。简单味与涩味的统一，其实也是熟与生的杂糅调和，周作人如此编码，散文便自成一家，别有风味。

　　对艺术世界完全陌生，当然不可能创作出作品；只有具备了基本的艺术素养，对前人艺术成果有所熟参，对艺术形式上的规则了然于心，艺术家才能进行创作。由此可见，艺术创作是基于“熟”的基础上的。但是熟了之后还须能“生”。清人王澍说：“书到熟来，自然生变”；郑板桥也说：“画到生时是熟时”，他们的表述都隐晦地蕴含有这一要求。常言亦道：熟能生巧，所谓“生巧”就是生出新变，生出妙趣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新变，须反常而合道。熟后不能生，艺术就了无新意，创作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反常而不合道，艺术就步入了险怪一途，其接受和评价将受到影响。艺术创作从生到熟，又从熟到生，这一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就是艺术自我圆满、自我突破的过程。

　　明代诗论家谢榛说：“贵乎同不同之间，同则太熟，不同则太生”“能近而不熟，远而不生，此惟超悟者得之。”清代沈德潜认为：“唯生熟相济，于生中求熟，熟处带生，方不落寻常蹊径。”以此观之，前人对艺术生与熟的搭配，已有明确的意识，只是没有具体量化而已。在当今这个崇尚科学、一切都趋于量化的时代，艺术作品中生与熟的比例是多少才好呢？有研究表明，70%的熟悉，30%的陌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70%的熟悉，就是说要有这个比例符合读者的成见，读者才乐于接受；30%的陌生，则表明作者的创新须达到这个比例，才能给人以新鲜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深谙“三七开”这个公式，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文章要写得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古人今人如流水，几乎每个文人都感叹余生也晚，好文章被前人写尽了，好语言都被前人说完了。丰厚的文学传统对每个作家都构成了压抑，因此影响的焦虑在所难免。如何进行创新，前人进行过艰苦的探索。梅尧臣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倡导“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阮阅则说：“熟语贵用之使新，语如己出，无斧凿痕，斯不受古人束缚。”说的都是要以旧为新，把熟悉的内容用出新意，使之既似曾相识，又截然不同。只有这样，才真正做到了“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

　　既要避生，又要避熟；既要熟，又须熟而能生，艺术创作中生与熟的问题，简单又复杂，关涉技与道，能不高度重视吗？　　作者：朱美禄（贵州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