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孙海洋案的主犯连续拐走两个孩子，因为没有找到买卖交易证据，最后以拐骗罪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紫微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她在两会中对拐骗儿童罪提出议案，希望将拐骗儿童罪最高量刑提高到死刑，或者将“拐骗罪”与“拐卖罪”合并为“拐带罪”，以达到罪与罚统一。

李紫微介绍，她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些判罚案例中，有人拐骗孩童后导致孩童死亡，有人将女友的女儿拐走导致下落不明、被法院评价为“卑鄙、恶劣”，但按照现行法律只能顶格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对于该议案，周兆成、黄思敏两位律师均认为，目前的拐骗儿童罪量刑比较低，打击力度有待提高。但两罪合一的可执行性比较低，可以提高拐骗罪量刑，但具体量刑标准需要科学、统筹研究制定。

案例

拐骗女童后遗弃导致死亡被判5年

“假护士”偷走婴儿16年被判1年

在采访之前，李紫微向记者提供了一些拐骗儿童罪的判罚案例，记者在裁判文书网逐一找到了对应的判决文书。

判决书显示，2016年7月，贵州威宁县女子苏某拐走亲戚家7岁女童，并在亲戚询问时隐瞒情况。几天后女童生病，苏某将女童遗弃街头。女童被路人发现，送回家后抢救无效死亡。最终，苏某因拐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苏某因未有效对女童医治并将其遗弃，导致女童医治无效死亡，赔偿女童家属6万元。

裁判文书网显示，苏某服刑期间3次获得表扬，被减刑9个月，已于2020年11月刑满释放。

2021年，湖北荆门一起判决案例显示：2005年夏天，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的张某，与女朋友发生分手纠纷，进入学校将对方6岁的女儿拐走。2019年，张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落网，公诉机关以拐骗儿童罪提起公诉。经一审、二审审理，张某因拐骗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二审判决书称，张某出于报复心理拐骗被害人，致使被害人至今下落不明，犯罪动机卑鄙、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张某拐骗女童被法院评价“卑鄙、恶劣”（裁判文书网截图）

“拐骗7岁女童，然后将生病的孩子丢在街头，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为了报复女友，将6岁女童拐走，十几年生死不明。因为顶格量刑就是五年，也只能判五年。”李紫微认为，仅仅靠一个上限5年的量刑幅度，便囊括所有拐骗儿童的罪行，于理于法都缺乏合理性，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

二罪比较

“拐卖儿童罪”曾被提高量刑

律师称“拐骗儿童”打击力度有待提升

李紫微介绍，在议案起草期间，她向法学人士、司法机关请教、调研，发现拐骗儿童罪早在1979年的《刑法》中就有所体现。

“拐骗儿童和拐卖儿童，区别在于是否有主观目的上的‘出卖’，是否有行为上的控制。在犯罪实施中，两者具有相同的罪质。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有逐步提升，对拐骗儿童罪的打击力度却没有对应调整。”李紫微介绍，拐卖儿童罪的量刑，是从最初“拐卖人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提升到现在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加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李紫微还分享了两起案例：山东枣庄、福建三明的两个婴儿，都在出生不久被人拐走，其中一个被拐走14年，另一个被拐走16年。2020年，两名作案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和一年。其中被判一年的那个作案者，是伪装冒充成护士将出生仅两天的婴儿偷走抚养。

李紫微认为，同样罪质的两种罪名，在量刑上发展出了巨大差异，让现实与最初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在陈年旧案中，他们交易的证据往往是找不到的。而在一些熟人关系的案件中，作案者相互之间的交易证据可能被毁灭，说辞可能演练过很多次，一口咬定是抱来送给熟人抚养。上边的几个案例，最重的判5年，最轻的只判1年。而拐卖儿童罪，起步就是5年，打击力度是不够的。”

律师周兆成介绍，两个罪名的量刑设计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拐卖行为猖獗，不为牟利的拐骗情况相对少，所以区别设立了两个罪名，拐卖罪的惩罚标准高，拐骗罪的惩罚标准低。另外，当时确实有很多家庭出于封建传统观念，从拐骗、拐卖者手里接收了孩子，如果全部按照拐卖罪量刑，打击面太大。”

孙海洋成功寻子现场（来源网络）

周兆成认为，孙海洋案中同作案者短期内连续作案两次，造成的损害后果严重，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他认为立法、司法层面应把犯罪行为危害程度纳入量刑考虑，提高量刑。

律师黄思敏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对拐骗罪的打击力度还有待提升，“拐骗、拐卖，对未成年人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程度是同等的。有必要将犯罪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对社会的伤害考虑进去。”

建议

拐骗儿童罪“五年起步，最高死刑”？

律师：可提高量刑，具体标准需科学制定

李紫微建议，将“拐骗儿童罪”量刑调整为五年以上，有加重情节的量刑十年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

加重情节包括：

（一）拐骗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骗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

（四）偷盗婴幼儿的；

（五）造成被拐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被拐儿童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超过五年的；

（七）将儿童带往境外的。

（拐骗儿童是指以收养、送养或其他目的，有拐骗、绑架、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李紫微还建议，或者考虑废除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合并为“拐带儿童罪”，量刑达到统一尺度。

周兆成和黄思敏均认为，两罪合一难以实现，单独提高拐骗儿童罪的可行性更高。

黄思敏介绍，一些被拐骗的孩子被找回后，与养父母一方感情深厚，寻亲者和执法者需要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比如孩子如何处理与养父母、亲生父母的感情，后续如何回归家庭，“一些拐骗者是因为观念落后，主观上没有买卖的想法，他们的恶比纯粹的人贩子轻微一些。难以一刀切按照很高的量刑标准去执行。”

黄思敏认为，拐骗罪量刑确实有提高的必要，但具体标准可能还有待商榷。“这个建议很有意义。可以先把可能性确定下来，再由立法部门去科学、统筹地制定具体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