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12月17日,一则《关于骑手过度跑单强制下线的通知》引发广泛关注。外卖界的两大巨头美团和饿了么对此也作出回应,美团称已在部分城市试点优化疲劳管理机制,饿了么则表示在今年8月已经上线了骑手休息的相关措施。
而这个“过度跑单强制下线”的说法,也被舆论直观地理解为“休息权”。应当说,这种休息权本身是符合劳动伦理的——任何工作,都应当有一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限制。一个工作如果无限制地“榨干”体能和精力,显然是不合适的。
不过外卖这类劳动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是“按单计价”的,他们的长时间劳动和传统认知里的“无偿加班”并不是一回事。从个人来说,延长劳动时长就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因此,“强制下线”也被一些人看作是压低了骑手的收入。
而在影视作品里,从来不乏“单王”之类的角色;加之外卖骑手对送餐时间的“在乎”,更加剧了一种他们在“不眠不休抢单”的印象。但从整体图景看,这种直觉未必是准确的。
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对新就业群体工作时间的调研,外卖骑手旺季平均每日在线时长为7.79小时,平均送单时长为6.9小时;淡季平均每日在线时长为6.2小时,送单时长为5.1小时。
可以看出,骑手的工作时长其实没有显著地高于其他职业。所以“强制下线”倒未见得会造成骑手普遍地收入下降,但这确实可能会影响一些“单王”——这未见得是坏事,压缩了个别劳动者超长的劳动时间,却可以将单量更加均匀地分配,进而降低“内卷”程度。
也有一些论者指出,这种新规不是无懈可击,比如骑手有可能通过更换不同的平台,进而规避这种“强制下线”的约束。
但是,如果想封闭这种漏洞,“代价”却会更加高昂——对骑手做更加精准的身份识别,并且限制他们择业。这有可能对个人权利、灵活就业做出过大的限制,甚至要赋权给企业,允许他们共享身份信息,这恐怕也不现实。
因此,整体来看,“强制休息”这样的做法,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初衷:进一步明确行业的劳动伦理,保障外卖骑手的权益。不过,指望一纸令下,种种行业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概也不太可能。
外卖骑手的一些尴尬处境在于,这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博弈,而是各方多元利益诉求的内在冲突。比如外卖骑手的工作环境辛苦,但这又给多少人提供了基本的就业保障;比如外卖骑手存在超时劳动的问题,但很多又是一种迫于生计自发的选择;社会呼吁外卖小哥要提高待遇,但如果单价涨价又必然带来消费者迅速的意见反弹;人们希望外卖小哥注意安全、不要超速行驶,但对送餐时间的容忍度却未见得有那么高……这些两难,就如“按下葫芦浮起瓢”,没有一个可以快刀斩乱麻地“一口气解决”。
所以,对于外卖小哥的权益保障,还是应当具备现实感,在“稳妥”的基础上推进比较合适。归根结底,送外卖仍是一份自由合意的职业,它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却也是普通人的工作生计,需要精准地平衡好各方利益。
比如企业对劳动时长进行了限制,但也要平衡好单价分配;社会有体量外卖小哥的意愿,平台更要做好相应的权益保障;一些地方对电动车作出限速,但需要引导市场对送餐时限调整期待,等等。尊重基本的现实生态,也尊重基本的市场原则,或许才能在一个动态、逐步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解法。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2024-12-16
2023-02-27
2023-01-10
2022-12-20
光明网评论员:12月17日,一则《关于骑手过度跑单强制下线的通知》引发广泛关注。外卖界的两大巨头美团和饿了么对此也作出回应,美团称已在部分城市试点优化疲劳管理机制,饿了么则表示在今年8月已经上线了骑手休息的相关措施。
而这个“过度跑单强制下线”的说法,也被舆论直观地理解为“休息权”。应当说,这种休息权本身是符合劳动伦理的——任何工作,都应当有一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限制。一个工作如果无限制地“榨干”体能和精力,显然是不合适的。
不过外卖这类劳动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是“按单计价”的,他们的长时间劳动和传统认知里的“无偿加班”并不是一回事。从个人来说,延长劳动时长就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因此,“强制下线”也被一些人看作是压低了骑手的收入。
而在影视作品里,从来不乏“单王”之类的角色;加之外卖骑手对送餐时间的“在乎”,更加剧了一种他们在“不眠不休抢单”的印象。但从整体图景看,这种直觉未必是准确的。
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对新就业群体工作时间的调研,外卖骑手旺季平均每日在线时长为7.79小时,平均送单时长为6.9小时;淡季平均每日在线时长为6.2小时,送单时长为5.1小时。
可以看出,骑手的工作时长其实没有显著地高于其他职业。所以“强制下线”倒未见得会造成骑手普遍地收入下降,但这确实可能会影响一些“单王”——这未见得是坏事,压缩了个别劳动者超长的劳动时间,却可以将单量更加均匀地分配,进而降低“内卷”程度。
也有一些论者指出,这种新规不是无懈可击,比如骑手有可能通过更换不同的平台,进而规避这种“强制下线”的约束。
但是,如果想封闭这种漏洞,“代价”却会更加高昂——对骑手做更加精准的身份识别,并且限制他们择业。这有可能对个人权利、灵活就业做出过大的限制,甚至要赋权给企业,允许他们共享身份信息,这恐怕也不现实。
因此,整体来看,“强制休息”这样的做法,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初衷:进一步明确行业的劳动伦理,保障外卖骑手的权益。不过,指望一纸令下,种种行业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概也不太可能。
外卖骑手的一些尴尬处境在于,这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博弈,而是各方多元利益诉求的内在冲突。比如外卖骑手的工作环境辛苦,但这又给多少人提供了基本的就业保障;比如外卖骑手存在超时劳动的问题,但很多又是一种迫于生计自发的选择;社会呼吁外卖小哥要提高待遇,但如果单价涨价又必然带来消费者迅速的意见反弹;人们希望外卖小哥注意安全、不要超速行驶,但对送餐时间的容忍度却未见得有那么高……这些两难,就如“按下葫芦浮起瓢”,没有一个可以快刀斩乱麻地“一口气解决”。
所以,对于外卖小哥的权益保障,还是应当具备现实感,在“稳妥”的基础上推进比较合适。归根结底,送外卖仍是一份自由合意的职业,它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却也是普通人的工作生计,需要精准地平衡好各方利益。
比如企业对劳动时长进行了限制,但也要平衡好单价分配;社会有体量外卖小哥的意愿,平台更要做好相应的权益保障;一些地方对电动车作出限速,但需要引导市场对送餐时限调整期待,等等。尊重基本的现实生态,也尊重基本的市场原则,或许才能在一个动态、逐步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解法。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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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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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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